为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大力推动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今年4月份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经过群众推荐、资格审核、媒体公示、投票评选、综合评定等程序，中央文明委决定，授予张丽莉等54位同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其中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紫藤苑小区党总支书记杨兆顺被授予“全国诚实守信模范”称号，来沪务工的银大（天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员工周传金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称号。周传金是浦东新区的全国道德模范。
道德建设一直是一个健康社会须臾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破除封建社会形态进步过程中，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为开导性动力，使人类出现极大的变化，经济总量100年超过人类过去的经济总和，但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以牺牲道德建设作为代价，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也带来全球的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新篇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要努力推进，是我们党的宗旨，经济建设过程中，重视道德建设，是我们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也遇到“重经济、轻道德”问题的挑战。中央领导推荐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论述了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阵痛，以后塞缪尔·亨廷顿、奥尔森都有相关的研究，他们认为，经济总量迅速膨胀，且社会转型，会出现“异质人群”激增的情况，由此对社会公德的支撑有所影响，公德水准下降。同时，人群收入差距扩大，出现“暴富者”和“落魄者”，引来社会的“戾气”。“暴富者”犯罪性消费的出现、“落魄者”反社会行为的滋生，都给社会带来危害。
于是，社会公德的张扬和重建、尤其是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和培育，是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在浦东打工的“90后”安徽小伙周传金，勇抓小偷受伤感动申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其一是就是：明知道不是自己的祖先还要去进行祭祀，那是献媚求福。而见到应伸张正义的事情而不去做，那就是没有勇气。“见义不为”作为一个完整的词语则出现在《宋史·欧阳修传》中的记载：“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从“见义不为”到“见义勇为”，即从孔子到欧阳修，相距1500年，见义勇为一词出现后，人们一直当做成语来用。
确实，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受到社会和民众的推崇和赞赏，时至今日，见义勇为的义举仍屡见不鲜。然而，人们也应看到这些年来，见义勇为者受冷落，甚至流血又流泪的社会的高度关注，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但由于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的立法不健全、不统一，特别是对见义勇为的法律界定尚处于地方立法和学术研讨层面，而且规定不一、各抒己见，给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处理和解决见义勇为事件带来各种各样的难题。对此社会呼吁见义勇为需要统一法律界定，需要国家立法来保障。
国际上，一些国家制定、实施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法国、美国、英国、新加坡有这方面的法律，加拿大直接取名为《有见义勇为法》。目前，我国国家层面的“上位法”还未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和法规。省市层面已经有不少立法实践。采用地方法规的方式的有福建、安徽、天津、江苏等二十余个省市，采取政府规章方式的有上海、江西、广东、黑龙江、湖北等近十个省市，采用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结合方式的有北京和辽宁。
上海的见义勇为奖励保护工作始于1990年，由公安局每年集中表扬一次；1994年起，综治办与公安负责，共同负责，每年表彰三到四次。1999年，市委领导确定每月10日为“见义勇为表彰日”。2002年的4月，市政府制订政府规章，实施见义勇为奖励保护办法，上海对见义勇为英雄及其家人进行褒奖、慰问和抚恤，成为风气。
实践中，见义勇为的法制保障，需要提升法制“层级”，各地在呼吁国家制定这方面法律，上海则有意将见义勇为的规章上升到地方法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2年已经将见义勇为地方法规的制订列入调研方案阶段，并已有这个法规的研究报告和法规草案稿。从上海政府规章实践，存在需要更为明确的法制规定，如原不少地方法规的释义，见义勇为定义中认为只有“义”而无“勇”，也不能视为见义勇为，现实生活中，“老人摔倒要不要去搀扶”这样的问题，过去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成了“问题”，因为有“被搀扶者”有诬陷和讹诈行为，“反咬一口”，主动搀扶者变成“受牵连者”。应该被认为，“见义勇为”的“勇”，这就是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的“风险”和各种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此外，还有责任主体不明确、奖励金额不明，以及缺乏法律责任等等。另一方面，观察已有的各地法规、规章，及我们的草案，大多是对见义勇为者得界定、确认，利益保护，奖励及资金来源等，几乎都缺少对“见义不为”的行为进行惩处。因为从道德层面的批评、谴责，包括媒体舆论的抨击，我们是有的，但既然是法律法规，就应该有惩处方面的法规。国外的这方面法规一般都有惩处规定，如法国2002年修订的《法国邢典法》有个罪名“怠于给予救助罪”（俗称“见死不救罪”），处5年监禁并罚款7.5万欧元。美国有《救援责任法》、《行善法案》，有不少罚则，如发现陌生人手上不打“911”电话（美国报警电话），会构成“疏忽罪”等等，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属于道德领域的立法它有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执法力量的配置和实施，怎么在执法上更为有效？比如，我们有上海地方的控烟和养犬条例，诸如有人在禁烟的区域吸烟可举报、要被处罚；养犬户遛狗污损环境、犬吠扰民、一家养两条狗以上的等，都违法，两个条例里面规定了很多的条文，但是违法之后怎么执法？执法取证难度就很高。对此，我们正在探索、实践。在见义勇为制定法规方面，上海人大常委会和相关法律工作者方面比较有决心，就是我们将要有比较大的推进。我想，我们对国家的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也应寄予很好的预期，法制建设的推进，会对公民的道德行为做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起很好的作用。我们深信，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相互促进，定使我们的社会文明水平有更高的提升。(周锦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