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特征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既继承传统又富有时代性

　　恩格斯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这就是说，荣辱观不是超历史、超阶级、超时代的，每个民族和社会都会形成自己所特有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中华民族把知耻明羞作为人生修养的第一要事。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荣辱非小事，而是涉及做人的最低底线。“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一个人的荣辱不单单属于个人，也与家族利益息息相关。《礼记・祭义》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家门的不善之举。各行各业都应该具有自己的荣辱观念。为政者，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为艺者，当“德馨双修”；为商者，当“取予有道”；为学者，当“一物不知，深以为耻”。荣辱不但是“成人”的准则，而且是“立国”之“纲纪”。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就是说，“礼义廉耻”乃道德的四大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确立自己的道德原则才能安定有序、繁荣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八荣”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美德；“八耻”则历来为中华民族所贬抑。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植根于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实践，而且是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社会主义荣辱观充分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特征、时代品质、时代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当代弘扬，又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广泛性与先进性的统一

　　作为人皆有之的荣誉心，指示着人的行为应该追求什么；作为人皆有之的耻辱感，则从反面规定了人的行为不应当追求什么。荣誉心和耻辱感作为生活的评价准则和情感体验是普遍的、广泛的。这种广泛性不仅是现代文明的需要，也是任何时代任何经济条件下的需要，只是二者涉及的范围领域、内容侧重不同而已。在现实社会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一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的支持。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提供了这种支持的重要基础。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历来强调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这种先进性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在我国，为人民服务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服务人民不应只是少数先进者的道德选择，而应是广大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取向。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性不仅表现为全社会成员认可、接纳、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还表现在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今天，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遵守道德的一般要求，还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到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情为民系。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有普遍性又有鲜明的导向性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道德风尚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也存在基本的道德规范未被遵从的现象。这就要求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此作为每个人做人的准则，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具有普遍性，还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八荣八耻”进一步概括了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所倡导的道德规范与和谐社会的目标相一致，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